以国家财富积累和重工业为导向的工业化道路，并不能解决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，只有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为导向，尊重民间自主权、财产权的经济发展道路，才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正途。 二、邓小平、胡耀邦对西双版纳事件的处置及上山下乡走向终结 应该说，这时候无论是支持上山下乡的华，还是反对上山下乡的邓胡，都是想通过减少动员下乡稳住局面，等经济调整发展有了眉目之后，再解决留在农村的知青返城问题。 但是1978年底发生的西双版纳十万知青的激烈抗议运动，震惊了全世界，继而引起了全国多地知青的效仿。胡德平先生曾经有回忆，1979年1月他到上海出差，下了火车只见人民广场上聚集数万来自云南、新疆、安徽等地的知青高呼“回城过春节”、“回城建设四化”。 中央有关部门一个月内收到6万多封各地青年发出的请愿信，如何满足青年人的诉求成为当时中央面临的棘手问题，上任才半年多的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，在与进京知青代表对话时心脏病再次发作，抢救无效死亡。 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，各地知青纷纷请愿要求返城，甚至出现几千人集体下跪的场面，与十年前热火朝天积极申请下乡，形成截然反差） 这时候中央高层出现了强力压制和纾解两种观点，邓小平和胡耀邦一方面反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闹事，主张维持安定局面，另一方面，更侧重于承认问题，积极听取知青的诉求。 12月2日，邓小平给云南省委作出批示：“ 应做工作，不应压制 。”随后邓小平又指示，要要向知青们讲清楚，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，需要时间才能解决，希望争取他们的理解；知青要求回城，关键是安置农场没有办好，限制了知青特长的发挥，人家不安心，要多给西双版纳一些政策，把那个地方建设好。（中共云南省委：《云南各族人民的思念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69—370页） 这时候担任中央秘书长，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胡耀邦也对西双版纳事件接连做出指示。1979年1月11日，他在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闭幕式上指出：“天安门的游行，云南七万知识青年的罢工，都是香港报纸的头条消息啊，为什么他们那里矛盾特别突出， 还是要从我们自身工作上做检查，农场没有办好，强迫命令，违法乱纪严重，只要大家主动负责、实事求是、大刀阔斧，还是有办法的 ”。（《胡耀邦思想年谱》，第289-290页） 18日，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、二部学员结业会上又指出：“云南的西双版纳十万知识青年罢工，罢了一个月……该怎么看？我们认为，云南的农场多年来没办好，违法乱纪、官僚主义、强迫命令很严重啊！所以，中央肯定上访的人绝大多数是因为有问题没有及时解决，他们来上访是情有可原的，是可以理解的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事情办好”。 胡耀邦还指出：“现在我们各级领导面对知青的诉求只知道推诿，习惯拿文件来搪塞，什么劳动局、农林部、中央办公厅、中央组织部发的文件，有的还是中央文革的文件，说改不了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如果实践检验证明搞错了，不管是哪一级的文件，都要把它纠正过来”！充分体现了有错必纠的思想。（《胡耀邦思想年谱》，第300页） 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指示，使得中央和平解决了风起云涌的青年群体运动，国家农垦总局局长、国务院知青办主任副主任赵凡在《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》中，提出了默许各地知青回城的六个渠道，改变了过去“青年必须扎根农村”硬性规定，这个政策于1月23日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，为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打开了大门，1979年当年即有395万知青返城，到1980年底，留在农村的知青已经不足100万。 （赵凡受中央委托来云南，处理西双版纳请愿事件，他在云南各地调研44天，广泛听取知青的诉求，回京后形成了处理知青问题的“六条意见”） 1980年5月8日和22日，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《教育工作汇报提纲》，他在会上说，要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改过来，要用其所长，而不是强其所难，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，现在是一举两得。胡耀邦还说，小孩不愿意当农民，现在连上海郊区（插队农场）都稳定不住。他说的的确是实情，1979年江苏全省才动员了100多人下乡插队，人人对此避之不及，与1969年有15万人报名下乡简直是冰火两重天。 同年8月，中央书记处又讨论通过了国务院知青办提交的《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》，以该年中央74号文件下发基层，文件提出，对于知青下乡“ 要因地制宜，从实际出发，不搞一刀切。能够做到不下乡的，可以不下 ”，这等于废除了沿袭十多年的强制动员下乡的做法，并提出“对于在农村的插队知青，一定要本着’国家关心，负责到底’的精神，力争在一两年内，区别不同情况，把他们安排好”。（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：《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》,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388页） 在74号文件的默许下，1980年上海、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等十个省份宣布停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