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1月，南京雨花台。 刑场上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身上有伤，是之前审讯留下的。对面站着的行刑士兵，端着枪，手在抖。 原因很简单，这个要被枪毙的人，以前是他的同事，两人在同一个办公室待过。 那个男人看出来了，笑了一下，说了句话。大意是：兄弟，枪打准点，别让我遭罪。 枪响了。 消息传出去，认识他的人都觉得理所当然：军统少将，叛变投共，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，活该。档案上的记录就一行字——“军统少将，叛变，就地处决”。 没人觉得这里面有问题。 十六年后，一个中年女人站在上海市政府门口，怀里抱着一本发黄的日记本，跟警卫说，她要见市长。 她说自己的丈夫不是叛徒，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。 这个女人叫吴雪亚。她要找的人，叫周镐。 一、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周镐这个名字，今天知道的人不多。但在1940年代的南京，这个名字能让不少汉奸晚上睡不着觉。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，1910年生，家境一般，人很聪明，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。那时候的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地盘，政治教育抓得很紧，学员得表忠心。周镐偏偏不吃这一套，在一次政治测验里写了反蒋的话，被学校以“思想不纯”开除了。 被开除之后，他去投奔了蔡廷锴的十九路军。这支部队打仗很猛，淞沪抗战的时候冲在最前面。后来十九路军搞“福建事变”反蒋，失败了，部队散了。周镐回湖北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了，罪名是“共党嫌疑”。 审他的是一个黄埔老同学，给了他一条路：加入复兴社，过去的事一笔勾销。 复兴社就是军统的前身，戴笠的地盘。周镐犹豫了几天，答应了。 这一进去，他的人生就彻底拐了弯。 周镐干活利索，脑子转得快，戴笠很赏识他，一路提拔。到1942年，他已经升到了少将。戴笠给他的任务很特殊：潜入南京汪伪政府，重建军统南京站，同时接近大汉奸周佛海。 周镐就这样成了一个“双面人”。明面上，他是汪伪政府军委指挥部的少将，跟周佛海称兄道弟；暗地里，他是军统的少将站长，负责在汪伪高层搜集情报、策反伪军将领。他在这个位置上干得很好，连日军司令冈村宁次见了他都得客气点头。 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。周镐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。 他没等蒋介石的命令，也没等新四军进城，自己带着人把南京的电台、报社全占了，把汪伪市长、部长抓了一大批，塞进了地下室。那一夜南京城里鸡飞狗跳，老百姓拍手叫好，汉奸们吓得腿软。 但这件事传到重庆，蒋介石气坏了。原因很简单：周镐没有请示，没有走程序。而且他抓的汉奸里，有一些跟蒋介石的人有说不清的关系。 蒋介石的反应很快：让日军以“商议治安”为名把周镐扣押，送往上海审查。周镐原以为戴笠会替自己说话，等来的却是指责。军统以贪污等罪名把他关了起来。 一个替军统在敌后提着脑袋干了好几年的人，到头来被自己人关进了牢房。 二、那个改变他命运的人 1946年3月，戴笠飞机失事死了。 戴笠一死，军统内部乱成一锅粥，周镐在多方运作下获释。出狱之后，他没有得到任何职位，被冷落在家里。 那段日子他想了些什么，没有详细记载。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：出狱之后，有一个人来找他了。 这个人叫徐楚光，湖北同乡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。徐楚光表面上的身份是汪伪军委会的情报官，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。 两人在汪伪时期就认识，关系不错。徐楚光一直注意到周镐的一些举动——他在汪伪任职期间，曾经利用职务便利把日军“扫荡”新四军的情报转交给中共地下人员，还利用铁路资源给新四军送过物资。 这些事，周镐做得很小心，但徐楚光都看在眼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