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上午，采访者刚把“教师退休金”几个字说出口，我便抬手打断他。“一万多块的人还要继续加，绝对不应该。” 他愣了一下，很快把话筒递近。我没等他问，又说：“他们以前绝对不如我读书好，绝对没有我表达能力好。” 街头风大，围巾角在脖子旁边拍。采访者是个年轻人，看我的眼神像看一朵突然炸开的烟花。他问：“阿姨，您今年七十六？” 我说七十六。 “退休前是什么行业？” “财务统计。” “工龄有多少年？” “二十八年。” 他顿了一下：“退休的年份都超过工龄了。” 我笑了一下：“不是我要退休，是被退休。企业倒闭了嘛。我四十五岁就退。” 他“哎呦”一声，说那么年轻。我点头：“所以呀，我还有文凭，有职称，都要退。” 他接着问：“听说您退休时每个月五百块？” “对。那时五百。现在加到五千。” “算是赶上平均水平了。” “就平均水平，其实还稍微低一点。可这个我不难受。我够用。我不是那种攀比的人。” 他追问：“那您为什么说教师退休金不应该加？” 我盯着镜头：“因为一万多块的人还要继续加。基数高得不像话。他们加一次的份额，比我们基础份额都高，太不像话了。” 他说：“可是退休金不是遵循多缴多得、长缴多得吗？” “这个应该的。我没有说彻底打平。但是退休了，你还要拿以前的来说，我就觉得太不应该。”我停了一下，又补一句，“当教师的近一万，金融单位的两万起步。我才他们一半还不到，甚至只有四分之一。” 他好像怕我只剩下火气，又问：“那您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吗？” 这句话我接得住：“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。我这种人不会拍马屁，不会搞关系，学习工作肯定好的。” 说着，我告诉他，一九八七年，我怀着儿子，去参加大学自学考试，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专业。那个时候自学考及格率很低，老师都劝我，说你考不出来的。 “我偏考出来了。”我把手伸进外套口袋，又抽出来，“那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东西。可这张大学文凭没有一点使用价值，我没沾到光。” 采访者没有追问我为什么又幸运又没用。他问：“您同意我们把刚才的采访放在社交媒体吗？” 我说可以。 电话是第二天下午来的。我正把阳台上晒的鞋垫收进屋里，手机在茶几上响。 “请问是胡阿姨吗？我姓陈，在社区夜校做点老年课程。昨天看了您的采访，想请您来给家庭账目课做一次分享。” 我听见“分享”两个字，顺手把鞋垫往茶几上一拍：“分享？就是不给钱的那种？” 她安静了半秒，说：“不是。我们有统一标准。” 我不放过她：“你们当教师的一个月退休金多少？” 她这次没安静：“我退休金接近一万。” 我笑了一下，那声笑自己都觉得尖：“一万的人，还习惯让别人奉献。” 她没接这句，只说：“明天上午您来，我给您看登记表。所有临时讲师都按同一标准付费。您要交提纲，学员也会当场问。不是随便谈几句。” 我本想挂掉。可她说“所有临时讲师”时，我忽然想看看那张表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去了。 社区夜校在一栋沿街楼的底层，门口贴着课程表。陈老师个子不高，灰发剪得利落。她把一张打印纸从文件夹里推过来：“这是临时讲师登记表。课时费这里，所有人一样。这里要填授课内容。试讲一次，之后按学员反馈和我确认。” 我看了两遍。表上印着“临时讲师登记表”几个字，课时费那栏确实是一个数，没有等级。 我问她：“你为什么找我？” 她说：“视频里您把基数高加得多这个事讲得很清楚，又有会计专业背景。我需要一个人把家庭账目讲明白，不是需要一个人来诉苦。” 我冷笑：“我那张文凭快三十年没沾过光，你倒替我放心。” 陈老师没有笑，也没有夸我。她说：“不是我替你放心。是课堂里要算数，算错要被人当场问。您敢接，就填表；不敢，也没关系。” 我把表拿起来。它轻得像一张超市小票。我又看了她一眼，问：“你是要我去讲养老金不公平，还是讲家庭账目？” “讲家庭账目。”她说，“养老金问题也许会在课堂上被问到，您自己决定怎么回答。” “好。我只讲一次。内容我做主。该多少钱按表来。” 她点头。 之后两天我没怎么出门。先从柜子最底层翻出那张文凭。塑料封套和纸粘在一起，我慢慢揭开。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专业，1987年。 那年夏天，我怀着儿子。老师听说我要去考试，说“你考不出来的”。我不信。考试那天肚子很大，监考老师一直看我。我坐在靠墙的位置，写一会儿，腰疼，就往后顶一顶椅子。 出成绩时，我站在弄堂口，手里捏着那张纸，很想大喊，又怕人家说我发神经。 这么多年，它一直压在柜子底。纸边起了黄斑，字还是清楚的。我用干布把封套擦了一遍，没擦中间的字。 然后我在餐桌上摊开纸，画一条竖线，左边写“固定”，右边写“临时”。固定收入：养老金五千。临时收入：孩子偶尔给的红包、废旧报纸钱。 固定支出：水电、买菜、常用药。临时支出：家电修理、人情往来。我在最上面写：“钱到了，先认清楚是固定还是临时，别都当固定花。” 原本我写了几行养老金比较，想想又划了。那些话上不了黑板。最后提纲只有三行：固定收入怎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