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昌平，中国航空博物馆。 有一架飞机，停在一片安静的展区里。编号5361，F-5F双座战斗教练机，美制，机身上涂着早年间台湾空军特有的涂装，颜色已经有些发暗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会有一个老人来这里。他不跟讲解员走，也不参加什么活动，就一个人站在警戒线外，看那架飞机。一看就是半个多小时。 场馆里参观的人来来往往，有人对着飞机拍照，有人扒着栏杆念展板上的字，没人注意这个老人。他穿得很平常，旧夹克，灰布裤子，头发白得差不多了，后背微微有些驼。只有当他抬头看那架飞机的座舱时，眼睛里的光才忽然亮一下，像冬夜里没完全熄灭的炭。 这个老人叫黄植诚。那架飞机，是他在1981年夏天，从台湾桃园空军基地飞过来的。 如今已经过去几十年了。可每次站在这架飞机前，他恍惚还能听见那天早晨桃园基地的蝉鸣，还能感觉到那根滚烫的操纵杆在手里震动，还能闻见座舱里混着机油和皮革的气味。 1981年8月8日，桃园，晴天。 黄植诚那天起得很早。他住基地附近一栋小楼里，窗外几棵老榕树被风吹得哗哗响。洗了脸，刮了胡子，对着镜子把飞行服拉链拉到头。镜子里的人三十岁，眼角还没有皱纹，肩膀很宽，整个人像一截被风磨过的铁。 到停机坪时，编号5361的F-5F已经做完检查。他绕飞机走了一圈，用手在机翼边摸了摸，然后跨进前座舱。后座是个年轻人，叫许秋麟，二十出头，跟了不短时间。两个人在座舱里核对了一遍参数，飞机就滑出了。 没有人知道，在前面的一个小时里，黄植诚一直在等。等一个晴天，等一次油量足够、电台可以切断的机会，等一条能穿过海峡又不会被打下来的航线。他已经等了很多年。从台北到桃园，从学员到考核官，他一直在等这一天。外人看他，少校，王牌，前途无量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些年在台湾的天上飞，越飞，心里越空。 飞机升到预定空域，黄植诚忽然把舱内通话器的开关轻轻一拨，和地面的联络断了。然后他推下操纵杆，飞机猛地一低，像一块石头砸向海面。后座的许秋麟先是一愣，紧接着看到高度计疯转，海面越来越近，又看见航向，才明白过来。他大声喊，声音在耳机里都劈了。 两个人在狭小的座舱里争抢操纵杆。飞机剧烈摇晃，警报声尖得能戳穿耳膜。黄植诚用两只手死死压住拉杆，胳膊上青筋鼓起来。后座的年轻人哭了，声音带着绝望。黄植诚没松手，他不能松。他知道，如果这时候掉下去，两个人都得死在海里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后座，说，我不勉强你，我送你回去。 他几乎是把飞机从海面上拉起来，掉头往马祖方向飞。油表已经亮了红灯。到了东引岛上空，他下令跳伞。轰的一声，后舱盖炸开，许秋麟被弹射出去，一朵白伞在海天之间张开。黄植诚在飞机上绕了半圈，看着那朵伞慢慢往下飘，然后重新掉转机头，往西飞去。 飞机落进福州机场跑道时，油箱里的油几乎干了。轮子压在地面上，弹了一下，又稳稳停住。座舱打开，他摘下头盔，外面阳光亮得刺眼。有人跑过来，喊声掌声混成一片。他跨出座舱，脚踩在灼热的水泥地上。那一刻，他的人生被从中间劈开了。前三十年，留在了身后那湾海峡里。 大陆这边，给他的欢迎规格是极高的。福州机场的跑道边，解放军军官列队敬礼。后来到北京，邓小平亲自接见了他。那时候，台湾飞行员驾机起义，还是一件足以轰动全中国的事。他被安排进空军航校当副校长，领到六十五万元奖金。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四十块钱，这六十五万，能让一个人在北京最好的胡同里买下好几套院子。黄植诚拿了钱，先捐出一部分给学校，剩下的存进银行，没有动。 工作很快走上正轨。他把自己在台湾空军积累的一套东西——美式空战理念、飞行训练方法、对F-5系列战机性能的理解——全部写进了教学大纲。他上课，带飞，下部队，几乎不给自己放假。那种不要命的工作劲头，让身边的人都觉得，这个人不是在过日子，是在用工作把过去压住，压得越紧越好。 组织上开始操心他的个人问题。那时候的黄植诚，在大陆除了航校几个同事，几乎没有熟人。他太需要一个家了。于是开始有人给他介绍对象，请他去参加各种联谊活动。他不太会应付这种场面，坐在那儿，有点局促，像一株被挪到花盆里的树。 马红出现的时候，正好是这样一种氛围。 她太显眼了。北京姑娘，高挑，长得漂亮，说话利索，眼神里有种见过世面的机灵。她那时候已经是民航系统的空乘骨干，飞国际航线，见过东京的霓虹，逛过巴黎的街。跟黄植诚以前见过的所有女性都不一样。她笑的时候，眼尾往上挑，像一只随时会飞走的鸟。 黄植诚心动了。 两个人认识不久就确定了关系。马红也被他身上那种沉稳和故事感吸引。一个从天而降的英雄，一个从台湾飞回来的飞行员，在那时的北京，这个身份就是传奇。她喜欢听黄植诚讲天上和飞行的事，虽然黄植诚其实不怎么会讲，讲几句就停住，但那种笨拙，反而让她觉得踏实。 1982年10月，两个人结婚。婚礼在北京饭店西宴会厅，搞得很大。政界、军界、民航系统都来了人。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当证婚人，空军首长致辞。闪光灯一片一片地亮，把这